3 我最好的兄弟他还活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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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氧气机发出的轻微响声，表明他现在还活着。
可是天哪，这是怎样一种活着啊！ 我呆呆地站在病床旁边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流泪。
我已经忘了悲伤，忘了流泪，陷入了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。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手和郑波的手握在了一起，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久久地握在一起。
我心想，我就这样紧握着我的好兄弟的手，就这样送他上路吧，但愿他在昏迷当中，能够感受得到我的这份情义，能够走得安稳，能够走得安心。
忽然，我听到一个女护士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病人有反应了！”紧接着就是一大群人呼呼啦啦围拢过来，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。
我的心怦怦地跳着，满心希望这是个好兆头，郑波能从此好起来。
为了不影响医务人员工作，我正要离开病床，却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了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道：“只要你身体撑得住，就坐在这里吧，最好握着病人的手不要松开，这样可能对病人有好处。
” 我当然撑得住，就是撑不住，也得硬撑住。
芮雪凑过来，高兴地对我小声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还真来对了，我送你过来违反了制度，也不用担心挨领导剋了。
” 十几天以后，郑波的病情尽管没有恶化，却也没有好转，说得好听些就是稳定，稳定得让人窒息，稳定得让人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，按照医院的说法，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，至于最坏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说得太明白了。
吴局长看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，决定让我留在医院，一是继续疗伤，二是照看郑波，他带着其他人全部撤了回去。
毕竟人家是领导，局里还有一大摊子工作等着他处理，为了一个普通的受伤干警，亲自靠在这里好几天，已经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了，谁也不能对他要求更多了。
一天又一天，我坐在郑波床前，心里默默地立下誓言：抓住凶手，以血还血，为我的好兄弟报仇！ 为了这个誓言，我握着他冰冷僵硬而又毫无知觉的手，希望我们俩能够心灵相通，互相帮助，让我帮他恢复肌体和神智的功能，也让他帮我回想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个个细节，找出一个个疑点。
邢冠杰进行手机信号屏蔽，让我和郑波失去支援，失去配合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然后分别动手，各个击破，说明他事先已经准确地掌握了监控点的具体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安排了行动方案。
我们来到北京前后不过八个小时，设立监控点不到五个小时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邢冠杰他们一伙要想使用窃听、偷窥等手段，从外部摸清监控点内部的具体情况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。
诚信中介的那个瘦老头只是到监控点来过一趟，对我们的人员配备、器材装备等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
能够准确掌握监控点具体情况的人，只有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：吴立群、王胜利和刘琦，当人还有我和郑波，另外就是吴局长。
我有三个疑问：疑问一，监控点没有配备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。
如果监控点配备了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比较完备的通讯设施，邢冠杰就不可能只用一台屏蔽仪，就轻而易举地完全切断了监控点的对外通讯联络。
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把我们的手机、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通讯设施全部同时失灵，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肯定会引起我们最大的注意和警觉，至少不会出现我单独外出，郑波单独留下的情况。
这会不会是内外勾结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预谋？ 疑问二，邢冠杰事先准确掌握了郑波和我个人的具体情况。
我和郑波都是进入运河市公安局当警察不到两年的无名小卒，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赫赫之功，更没有成就过什么赫赫之名，就算邢冠杰平时十分注意搜集警务人员的有关资料，也不可能对我们俩的姓名、相貌、人际关系等等，一抬眼就能看明白，一张嘴就说清楚邢冠杰当时在现场和我乍一见面，对我的名字脱口而出，对我和郑波的关系张口就来，如果不是公安局内部有人吃里扒外，泄露信息，就算邢冠杰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会在仓促之间把我们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，几乎是了如指掌的程度。
疑问三，邢冠杰被抓捕时，随身只有一只装满钞票的皮箱。
邢冠杰当时在现场手边有两只皮箱，一只皮箱装满钞票向我行贿，另一只皮箱提在手里准备逃跑。
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，他手里那只皮箱里装着的东西很重要，远比那只装满钞票的皮箱更加重要。
可是，邢冠杰被抓捕的时候，手边只有那只装满钞票的皮箱，另一只皮箱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而邢冠杰本人一口咬定，他从来没有那只皮箱，来了个红口白牙死不认账，还反咬一口说我是在受伤之后大脑出现了幻觉，那只皮箱只存在于我虚无缥缈的想象之中。
我们的人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，把邢冠杰别墅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查了个遍，最后连个皮箱的影子也没找到。
大家尽管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里却都大多认同邢冠杰关于我大脑出现幻觉的说法。
那只皮箱究竟哪儿去了？ 邢冠杰从来不用溜门撬锁听墙角的下三滥手段，他一贯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作法就是拿金钱开道，向对方内部下手，这就是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利用我们自己人的刀杀我们自己人。
所以，我断定，我们内部有邢冠杰的卧底。
这个想法把我吓了大大的一跳。
整天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，外出同乘一辆车，住宿同睡一间屋的同事，竟然是吃里扒外，拿自己兄弟性命做交易的内奸？这样的事情，只是想上一想，就足够让我出上一阵子冷汗的了。
转念一想，市委常委这么高级的会议，都有人偷偷地把会议内容向邢冠杰通风报信，咱们一个小小公安局，出现个把拿了邢冠杰的钱，替邢冠杰消灾的内奸，确实算不上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。
这年头，两条腿的狗买不来，四条腿的人好买得很。
这种人专门从背后偷偷下口，咬完了，还冲着被咬的人掉眼泪，装出一副比好人还像好人的模样，让别人一时半会儿很难看清他的真实面目。
我把有关人员逐个在脑子里仔仔细细地过滤了一遍，似乎人人都有嫌疑，又似乎人人都不可能。
这种纯粹的主观分析，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作为前提和基础，里面存在许许多多的问号和省略号，就像是电脑里的垃圾文件，留着没用，删掉了还留有痕迹，反倒把自己的思路搞得越来越乱。
虽然我断定公安局有内奸，但这也只是假设而已，如果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这种假设不仅毫无意义，反而会给我的思路造成影响，给我的侦查造成损害，至少会使同事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猜疑和戒备，弄不好自己人先掐起来弄了个你
可是天哪，这是怎样一种活着啊！ 我呆呆地站在病床旁边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流泪。
我已经忘了悲伤，忘了流泪，陷入了一种完全麻木的状态。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的手和郑波的手握在了一起，紧紧地握在一起，久久地握在一起。
我心想，我就这样紧握着我的好兄弟的手，就这样送他上路吧，但愿他在昏迷当中，能够感受得到我的这份情义，能够走得安稳，能够走得安心。
忽然，我听到一个女护士惊喜地叫了一声：“病人有反应了！”紧接着就是一大群人呼呼啦啦围拢过来，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。
我的心怦怦地跳着，满心希望这是个好兆头，郑波能从此好起来。
为了不影响医务人员工作，我正要离开病床，却被一个医生模样的人拦住了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道：“只要你身体撑得住，就坐在这里吧，最好握着病人的手不要松开，这样可能对病人有好处。
” 我当然撑得住，就是撑不住，也得硬撑住。
芮雪凑过来，高兴地对我小声说道：“没想到你还真来对了，我送你过来违反了制度，也不用担心挨领导剋了。
” 十几天以后，郑波的病情尽管没有恶化，却也没有好转，说得好听些就是稳定，稳定得让人窒息，稳定得让人看不到一丁点儿希望，按照医院的说法，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，至于最坏的结果，就没必要说得太明白了。
吴局长看我的伤好得差不多了，日常生活基本可以自理，决定让我留在医院，一是继续疗伤，二是照看郑波，他带着其他人全部撤了回去。
毕竟人家是领导，局里还有一大摊子工作等着他处理，为了一个普通的受伤干警，亲自靠在这里好几天，已经是难能可贵很不容易了，谁也不能对他要求更多了。
一天又一天，我坐在郑波床前，心里默默地立下誓言：抓住凶手，以血还血，为我的好兄弟报仇！ 为了这个誓言，我握着他冰冷僵硬而又毫无知觉的手，希望我们俩能够心灵相通，互相帮助，让我帮他恢复肌体和神智的功能，也让他帮我回想那天夜里发生的一个个细节，找出一个个疑点。
邢冠杰进行手机信号屏蔽，让我和郑波失去支援，失去配合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，然后分别动手，各个击破，说明他事先已经准确地掌握了监控点的具体情况，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安排了行动方案。
我们来到北京前后不过八个小时，设立监控点不到五个小时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邢冠杰他们一伙要想使用窃听、偷窥等手段，从外部摸清监控点内部的具体情况，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。
诚信中介的那个瘦老头只是到监控点来过一趟，对我们的人员配备、器材装备等具体情况并不了解。
能够准确掌握监控点具体情况的人，只有我们公安局内部的人：吴立群、王胜利和刘琦，当人还有我和郑波，另外就是吴局长。
我有三个疑问：疑问一，监控点没有配备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。
如果监控点配备了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比较完备的通讯设施，邢冠杰就不可能只用一台屏蔽仪，就轻而易举地完全切断了监控点的对外通讯联络。
退一步说，就算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把我们的手机、固定电话和无线对讲机等通讯设施全部同时失灵，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肯定会引起我们最大的注意和警觉，至少不会出现我单独外出，郑波单独留下的情况。
这会不会是内外勾结、有计划、有目的的预谋？ 疑问二，邢冠杰事先准确掌握了郑波和我个人的具体情况。
我和郑波都是进入运河市公安局当警察不到两年的无名小卒，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赫赫之功，更没有成就过什么赫赫之名，就算邢冠杰平时十分注意搜集警务人员的有关资料，也不可能对我们俩的姓名、相貌、人际关系等等，一抬眼就能看明白，一张嘴就说清楚邢冠杰当时在现场和我乍一见面，对我的名字脱口而出，对我和郑波的关系张口就来，如果不是公安局内部有人吃里扒外，泄露信息，就算邢冠杰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会在仓促之间把我们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，几乎是了如指掌的程度。
疑问三，邢冠杰被抓捕时，随身只有一只装满钞票的皮箱。
邢冠杰当时在现场手边有两只皮箱，一只皮箱装满钞票向我行贿，另一只皮箱提在手里准备逃跑。
从这个举动可以看出，他手里那只皮箱里装着的东西很重要，远比那只装满钞票的皮箱更加重要。
可是，邢冠杰被抓捕的时候，手边只有那只装满钞票的皮箱，另一只皮箱却莫名其妙地失踪了，而邢冠杰本人一口咬定，他从来没有那只皮箱，来了个红口白牙死不认账，还反咬一口说我是在受伤之后大脑出现了幻觉，那只皮箱只存在于我虚无缥缈的想象之中。
我们的人在北京警方的配合下，把邢冠杰别墅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搜查了个遍，最后连个皮箱的影子也没找到。
大家尽管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里却都大多认同邢冠杰关于我大脑出现幻觉的说法。
那只皮箱究竟哪儿去了？ 邢冠杰从来不用溜门撬锁听墙角的下三滥手段，他一贯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作法就是拿金钱开道，向对方内部下手，这就是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，利用我们自己人的刀杀我们自己人。
所以，我断定，我们内部有邢冠杰的卧底。
这个想法把我吓了大大的一跳。
整天一起说说笑笑吃吃喝喝，外出同乘一辆车，住宿同睡一间屋的同事，竟然是吃里扒外，拿自己兄弟性命做交易的内奸？这样的事情，只是想上一想，就足够让我出上一阵子冷汗的了。
转念一想，市委常委这么高级的会议，都有人偷偷地把会议内容向邢冠杰通风报信，咱们一个小小公安局，出现个把拿了邢冠杰的钱，替邢冠杰消灾的内奸，确实算不上是什么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。
这年头，两条腿的狗买不来，四条腿的人好买得很。
这种人专门从背后偷偷下口，咬完了，还冲着被咬的人掉眼泪，装出一副比好人还像好人的模样，让别人一时半会儿很难看清他的真实面目。
我把有关人员逐个在脑子里仔仔细细地过滤了一遍，似乎人人都有嫌疑，又似乎人人都不可能。
这种纯粹的主观分析，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证据作为前提和基础，里面存在许许多多的问号和省略号，就像是电脑里的垃圾文件，留着没用，删掉了还留有痕迹，反倒把自己的思路搞得越来越乱。
虽然我断定公安局有内奸，但这也只是假设而已，如果不能找到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，这种假设不仅毫无意义，反而会给我的思路造成影响，给我的侦查造成损害，至少会使同事之间产生非常严重的猜疑和戒备，弄不好自己人先掐起来弄了个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