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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,对着光仔细研究那两片玻璃,重新戴上,审视着安德烈。

    在光亮处,霍恩斯比的头发里白色显得比灰色更多。

     “你确定吗?” “我非常确定。

    ” “有没有尚未解决的事?需不需要和谁永别,让什么人闭嘴,擦干什么血迹?” “你知道我从来没有,长官。

    ” 霍恩斯比终于把那块羊肉送进嘴里,咀嚼了很久,仿佛不明白这是从什么动物身上来的肉。

    安德烈抿了一口酒,侍应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,像只过于热忱的灰狗,随时准备冲上来提供服务。

    安德烈冲他摇了摇头,那个年轻人放松下来,靠墙站着。

     “七年了,是不是?” “对,从我在柏林街头架电线的时候算起。

    ” “失去了最好的电工,柏林站该怎么运作下去?” 安德烈短暂地露出微笑,又喝了一口酒。

     “偶尔回来和士官生们讲讲柏林,好吗?而且,苏联司有很多职位适合你,要是你什么时候想回来,我会很乐意帮你开门。

    ” “谢谢,长官。

    ” 霍恩斯比没有问他接下来准备去哪里,做什么。

    安德烈也没有说。

    六处不需要他办什么手续,因为六处本身在官方文件里就不存在。

    安德烈当天下午就乘火车离开了伦敦,行李简单,只有一个提包。

     然而军情五处还没有打消疑虑,派了两个探员,一路跟着安德烈从伦敦去了布里斯托,驻扎在一家靠近火车站的小旅店里,全天监视安德烈,看看他会不会和“可疑左翼人士或亲苏分子”接触。

    从这两个人的报告看来,安德烈的每日行踪十分无聊。

    他到布里斯托的第一件事,是在“棕榈周日”旅店租了一个顶楼房间,一次过付了三个月的房费。

    每天早上到母亲开的钓鱼用品店去,帮忙售卖鱼钩、饵料和防水帆布,他和继父相处得不错,经常一起下棋。

    下午他可能会去书店,也可能会在能看见吊桥的那个咖啡厅坐着读报纸。

    安德烈在当地似乎没有朋友,总是在母亲家里吃晚饭,之后直接返回旅店,不去酒吧,第二天才露面。

    要是天气好,他清早就会出来,沿着港口散步,从来都是独自一人,不和人打招呼,也没有人认识他。

     两个星期过后,军情五处悄悄撤走了监视人员。

    档案关闭,没有人再去关心退休的牧羊人。

     ---- 莱纳也在周一早上离开了斯塔西的审讯室,跌跌撞撞地找到一个公共电话亭,请了一天病假。

    等他重新出现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的时候,即使是最粗心的同事都会发现,他的手指布满淤青,好像被车轮碾过。

    嘴唇和鼻梁也有伤口,左眼肿了起来。

    莱纳的解释是骑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摔倒了,没什么大碍,过几天就会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