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0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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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，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，后来也终于明白了，例如，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。
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，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，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，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。
每次评审，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、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。
于是，我又拿起了那支笔，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，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。
那支笔在当时，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，响亮、果敢、权威、无可争议。
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，官运亨通。
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，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，这在当时很容易。
于是，有了一次次长谈，一次次规劝。
这些高官，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。
但是，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。
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，但它显然并不愿意。
于是，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。
辞了二十三次，才被勉强批准。
然后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，去了甘肃高原，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。
当年寻找古迹，需要长时间步行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。
在去阳关的半道上，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，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。
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，但正是它，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，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，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，而不是文件上。
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，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。
但那地方太开阔、太芜杂了，当然找不到。
转念一想也释然了：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，从现在起，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。
我考察的习惯，不在现场抄录什么，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。
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。
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，又看到我行李简薄，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。
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，比我为爸爸写“交代”的那一种更好用。
只不过那稿纸太薄，一写就穿，落笔要小心翼翼。
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，寄给在《收获》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。
邮局找不到，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。
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。
稿纸薄，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
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，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，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，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。
每次评审，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、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。
于是，我又拿起了那支笔，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，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。
那支笔在当时，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，响亮、果敢、权威、无可争议。
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，官运亨通。
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，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，这在当时很容易。
于是，有了一次次长谈，一次次规劝。
这些高官，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。
但是，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。
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，但它显然并不愿意。
于是，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。
辞了二十三次，才被勉强批准。
然后，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，去了甘肃高原，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。
当年寻找古迹，需要长时间步行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。
在去阳关的半道上，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，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。
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，但正是它，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，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，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，而不是文件上。
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，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。
但那地方太开阔、太芜杂了，当然找不到。
转念一想也释然了：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，从现在起，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。
我考察的习惯，不在现场抄录什么，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。
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。
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，又看到我行李简薄，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。
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，比我为爸爸写“交代”的那一种更好用。
只不过那稿纸太薄，一写就穿，落笔要小心翼翼。
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，寄给在《收获》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。
邮局找不到，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。
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。
稿纸薄，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